[討論] 談「政策」真的不會談到「特定人」嗎？ 簡述 Meteor 詩文版新版規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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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偽物四叉貓，有鑒於今日一些版主問題，讓我想起好些日子我跟我朋友討論之後的寫的文章 由於當時適逢服儀大亂鬥時間我就沒po了 文長懶的排版 請大家點連結進去看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l_s1-Kg6W8b2hDYnhFaWJZQTA/view 作者:劉育宗,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曾任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核心 決策成員與中部聯絡人,高中時期曾數度入圍台積電文學獎新詩組、高中校刊 最後一年獲七獎項紀錄(含小說新詩兩個首獎、新詩一個貳獎、新詩散文兩個 三獎)。 「集體責任的構成必須有兩個條件:我必須為我不曾做過的事承擔責任;承擔這個責任的理由在於,我必須是一個團體(集體)的成員,身屬這個團體,我便無法任隨自己的意願而解除作為團體一份子的身分。」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收錄於【責任與判斷】,譯者蔡英文(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並非現今總統)           受到 Meteor 時事版主「偽物四叉貓」邀請,在落筆之前我不斷地思考要如何有效地討論,關於文學與政治的關聯。而了解 Meteor 是我已經回不去的高中年華,決定用這種形式跟大家做討論,我會按照慣例請「偽物四叉貓」代為回復正經一點的論述。         而這篇我會分成兩個部分談:關於「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以及文學是否有其政治責任?這兩個部分,那主要的政策談論法和政客的討論會放在第二篇。 一、關於「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           首先當然先提到,「群體」及「文學」的概念。如同「政治」一般,「文學」的討論總是得要回到群體意識與文化認同,這部分當然是以群體當作討論對象。過去三百年內,曾有一段時間,誕生出「文學與藝術應獨立於所有哲學討論」這樣的討論,這是在英國維多利亞後期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代表當然是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當時唯美主義提倡的精神,便是藝術哲學應該要獨立於所有社會、政治哲學、純哲學、神學、政治經濟學,並排除任何可能。認為對於色彩、型態以及美的再定義視為最高準則。 而唯美主義被視做繼承康德美學的產物,但又是一個極為矛盾的複合體。 唯美主義既強調「藝術絕對不關心現實」,又認為「藝術越抽象、越理想化,就越能向我們揭示出時代的特徵」如此地矛盾。          以中國歷史與近代台灣史為例,為何唯美主義遭受許多批評?我認為並不在於文學體裁的失當或是不適用,而是因為「時代」與「文化」。如果經常閱讀近代台灣著名作者的作品,都會發現許多作品是將對於傳統的批判、傳統哲學與人生價值觀相互纏繞,甚至僅僅只是直觀性、非理性地去討論當下的情境。幾乎是無系統性、無建構性討論。於是我比較堅信地是 1960 年代以後,第二波女性主義所提出的口號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所有構成我們個體的因素,都有可能是結構影響。          直到今天,當然也會有許多對於這方面(唯美主義)堅持的創作者。但也有更多是脫離與此的,甚至文學應該可以是互相溝通、纏繞的全新體裁。          舉個經典的案例,我推薦看過這篇文章的各位,閱讀郭松棻的《月印》一文。郭松棻老師的文體並未如 1960 年代的台灣那般黑暗深沉的現代主義作品,而是以晶瑩明亮的文筆,直探這個社會、這種人性最黑暗的深淵。他並未如過去我們以二分以「純美學」或是「純政治」(即有派別宣稱:文學只需反應最真實的樣貌,不需要經過設計編排)的體裁。郭老師這篇最令人折服的地方,是他以詩的體裁,直接討論哲學與政治的現有困境,以及人性。          於是我定得這樣說: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這是一種極其天真爛漫的說法。文學本身並不是吃了多少作品、能背出幾首詩那麼簡單的問題。而是他作為群體的文化反映,映襯出的是對於這個社會當下人性的所有樣貌。他可以讓我們預習過去歷史的心境、並創造更多過去沒有的可能。          以我的立場,我反對太過單一地板規討論、而沒有任何選取空間。當然,早就脫離高中四、五年的我並沒有權力干涉各位的選擇。 二、文學是否有其政治責任? 我先講結論,我認為有。         在常見的論調裡面,不斷有人強調「作品」反映創作者對於藝術的價值。而評斷者的責任是有足夠的判斷力,「切割」作品本身與作者的政治立場,即是說「作品論作品」。但這種說法有非常大的紕漏與矛盾。各位就算不願承認,在我們動筆、發文章那刻,我的對話對象就已經產生:是我(筆者)和看文章的你(讀者)說著我的想法。凡是說話本身就帶有一定影響力,當然也就落入我已經預設的意識形態。          所以我在這裡打醒各位,我的用意是對話。不要只認為我寫的好。請隨時保留批判與審視的精神,進行批判討論。 例如說最近的例子,【大尾鱸鰻】在年節被罵到翻掉,不喜歡的人的立論點從不再於這樣的娛樂搞笑賀歲片有何種藝術文化上的弱點,而是原住民族群的文化遭到誤用與歧視。由這個例子可以確立,當一個作品喜歡/討厭的人佔了多數,那這個就會成為社會當前的風氣(所謂風向變了)。         在這樣的前提假設下我們回來看「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這段話,可以得到一個駁斥的小結:憑什麼你今天發揮自我意識的影響力,卻避免了所該負擔的應有責任?          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才能討論下一個:文學是否只談政策、不談政客?這就是我的專業了(轉手臂)。我的結論是不可能。 就如同有次時事版主給我看的貼文,談到政策的修訂還是怎樣的(其實我有點忘記了),我看到瞬間苦笑。一個政策的評估與執行的過程,包含了許多環節、結構的干預。這包括了:通常草案是由相關利益團體擬定(我這裡並沒有界定工商業界、NPOs 等,因為通常都會有)、政治說客以及投資者的投入說服國會議員支持何項投票、以至於更高的權力者對於政策的表態。而接受批判也是他們應負的政治責任。         有時間的話,我在這裡推薦看一部紀錄片《金錢堆出的完美政府》(TheBest Government Money Can Buy),在高度自由化、透明化的美國,仍有許多不當的利益輸送情形,何況是曖昧不明的台灣。         有這樣的背景知識後,我們才能談文學是否可以指摘這樣的政治體制、政策乃至於更高的政策決策者/制定者。在藝術上面,有種「深刻批判現實」的說法。如同現代小說家伊格言的作品《零地點》,他呈現的便是一種行動藝術般的做法。《零地點》刻畫出的社會樣貌不僅僅只是複製寫作過程當下的風氣,更是創造出在這座島嶼那種荒謬、空洞與虛無,藉此做成社會批判的「實驗」,也對於當前對於小說的想像是一個突破的嘗試(王安憶之論點:小說取材必須是現地現實、小說為獨立精神世界,引自「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       如同開頭的那段的結論,就單就以伊格言的小說《零地點》來說,他強烈的表達出對於某些議題的關心、也指摘出那些政策參與者他們應有的論點與責任,就單就這點,我並不認為這有必要進行再一步的侷限題材限制──即使這宛如近地飛行般地危險。我個人認為,強調文字的美感、題材的侷限,也同樣地侷限了文學可能會開滿的批判花朵,但這也是美學自律論最令人詬病的一點(這樣的代表包含大江健三郎、奈波爾、黃錦樹)。        就在我看來,這兩種同樣有文學價值,有些文學強調體裁的美學、是沉靜地獨立世界,有些文學則是尖銳深刻地批判現實。而這也是取材上以及筆者想要達成的目標、與行動意義所造就的兩種不同路線。         最後請各位想像與思考,你們筆下的每一個詞彙。他們的血肉是那麼微不足道,但組合起來的敘事、映襯,卻宛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般巨大。 三、補遺:詩的現代性──簡述政治詩。 重新謄寫這篇文章是因為過了一兩周後,Meteor 出現了言論自由等議題。 當時寫下這篇的原因仍在所謂的板規票選,但似乎即使原先投票中的板規「遵從民意」的選出,但仍下了原本落選的第二版規但書。單論此事,我只想說:握有權力的人們啊,請看看你手中的「權力」從何而來。在毫無道理與規則的世界,群體的責任在於群體的對話與共識,而這個責任便是你權力的起源。 回到正題,論政治詩,如果要用中國史來看可以追溯到詩經;以台灣史看也能追溯到民間詩歌。簡而化之的這樣宣稱:政治詩早已經行之有年,也有其脈絡。但以過去來說,並沒有多加定義何謂「政治詩」,即是說有人對於鄉土與政策的反駁、對於某件歷史事件與相關人物表達褒貶、對於權力的批判、對於歷史事件的追訴,在廣義範圍都算是政治詩。 在此,我節錄一段美國詩人羅勃.布萊(Robert Bly,1926-)在其評論文集《美國詩》的<躍升進入政治詩>一文中提到對於詩與政治的想像: 「許多詩人淡然──甚且驕傲地──說道,他們是「非政治的」,如果一棵樹這樣說,我會覺得比人這樣說還可信些。我們可以想像,一棵樹可能會報導,他在詹森政府時期和在甘迺迪或林肯時代一樣生長得很好。然而,現代人的精神生命和成長越來越容易受到政權的特殊風格和施政內容所傷害,徵兵年齡的男子必會發覺個人的生命繫乎執政當局的措施。因此,那些詩人宣稱自己獨立於政治之外,我認為是不實的虛構。」         回到歷史脈絡下的台灣,台灣曾經有段時間處在戒嚴時期(至今紀錄據說還是世界史上最久的共和國體制戒嚴),那是一種以國家權力壓迫,這座島嶼也就不斷累積言論受到箝制的所有情緒與氣氛。詩人焦桐曾經這樣定義過政治詩:「這裡所謂的『政治詩』並不是泛指一般處理現實社會題材的詩,為了討論方便,本文所聚焦的政治詩特指『在野的』,帶著反制當權的叛逆色彩。」       於是政治詩的辯白因此而起。在八零年代的台灣,提到的政治詩,我在此作較為粗略的分類:政治詩是被賦予、被期望背負著高蹈的理想性,內容不僅 僅是反映時事、抗爭與批判當權者,更要具備運動性與批判性。(詳情可看當時葉 石濤、楊青矗、李喬於 1984 年,陽光小集刊出《『我看政治詩』座談會〉記錄)這其實是在世界史,也是獨一無二的文學脈絡:即是說,台灣在當下延續到現在的大規模「非主流」文學聲調,是有他的文化與社會意義。解嚴後,因為言論放寬,詩人們也致力於開發禁忌的題材,例如心中的小警總: 沒有人敢講真話 怕就怕在坐有(牢) 自認為愛國的學生 或打小報告的朋友 只不過私底下 發發牢騷而已 卻被點點滴滴匯集成 將來清算的資料 ──林桑〈沒有人敢講真話〉 江南案: 所有的敵人必需消滅 沒有敵人必需製造敵人 利用矛盾生存‧控制‧驅使 是封閉與頑固世界的最高哲學 可憐的 我們偉大的將軍 一位健忘症患者 不知道在執行任務後 自己已變成一個 必需殲滅的敵人 --鄭炯明(健忘的患者) 還有國民黨: 十八歲就加入國民黨 彷彿是生平最丟臉的事 --劉克襄(結束) 1990 年的台灣,統獨議題也隨之捲起,當時李登輝的立場是統一。從制定《國家統一綱領》到成立專職機構<國家統一委員會>,都可以看得出當時的風氣與風向,仍朝向那老母雞。 於是,詩人黃雍廉曾大量的書寫關於國家主義的詩,內容也不乏歌頌鄧小平和李登輝這兩位世紀偉人握手這種幻想畫面。但的確,失去了衝突的激情,也會逐漸式微。2000 年後,島內第一次政黨輪替(也大概是版上最多人出生、有記憶的年代了),這些激情大於藝術的作品,不斷式微沒落。但也不代表他不存在。 2010 以後,島內政治再次輪替,但應孕而生的政治詩,以另一種型態、另一種樣貌重新回歸。這樣的原因不乏是數次全國型態的大型社運、關於土地與家鄉的議題大量產生,以及國際的天災人禍(福島核災、挪威無差別殺傷事件、南海議題),導致詩人們、導演們、藝術家們紛紛走上街頭,也產出非常大量的政治詩。 焦桐曾這樣稱:這樣的盛況大概可與 1980 年代相比。 在此我稍做小結,也給各位好好思考關於版規、關於這篇文的可批判性。 我在第三段大量呈現、舉例指涉特定政治人物的詩論、詩,目的當然是因為要映襯 Meteor 詩文版版規但書「請勿藉由個人創作批判某政黨,或特殊政治人物,但可批判政策與體制」的荒謬性。 詩人的責任與判斷,即是在現實性與社會性、個人性與社會性中不斷取捨與選擇題材(在第一節、第二節我有大量談論)。而個人即是政治、政治也是群體的表現,我並不認為大多時候身為落筆者,能完全跳脫群體責任。一個筆者該怎樣的扮演適任腳色,當然與當下的社會息息相關。 詩的責任,永遠跳脫不了取材與現代性,就算是「我愛你」三個字也是具有社會意義(詳見:見樹又見林一書),而被剝奪、喪失某些可以寫實契機的詩作,也就喪失了他所代表的時代與社會性,如此的軟弱。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沈約(441~513 年,南朝史學家) 我相信高中教育應該還沒拔掉詩歌這部分,詩歌是人類史古老的文學作品,他之所以能打動人心,便是對於喜怒哀樂、利益得失成敗都如實表達,這樣的真切形象。 文學與詩固然要注意美感,但任何呈現事實的手段、反映事實的能力,也是其目的之一。 在此附上 PTT Poem 版這幾週,三篇相關作品: 《自己錯了還怪人,大家都知道》 https://www.ptt.cc/bbs/poem/M.1460862247.A.D4F.html 【翻譯】《Democracy》#Leonard Cohen https://www.ptt.cc/bbs/poem/M.1464061201.A.33B.html 《商人》 https://www.ptt.cc/bbs/poem/M.1463549739.A.671.html 《紅頂商人》 https://www.ptt.cc/bbs/poem/M.1464746795.A.261.html 《我不知道該怎麼教自己的小孩了》 https://www.ptt.cc/bbs/poem/M.1464765413.A.AF2.html